《能源法》送审稿起草人之一 李俊峰：可再生能源不会迎来爆发式发展

过去都习惯于一个项目有一个标杆电价，按照这个标的来进行融资建设，现在没有标的了，大家无所适从，所以要有适应竞价上网的机制，现在还不具备这个条件，这就导致了2019年光伏项目的大幅下降。

相比较而言，风电受到的影响比较小，因为风电准备了一批项目，2018、2019，乃至2020都会有一个稳定的发展，但是光伏没有项目储备，过快的平价步伐，让光伏行业比较难受。

所以这是一个政策连续性、接续性的问题。老政策废止了，新政策没起来，现在是一个调整期。我想2021年，特别是十四五规划，以及《能源法》推动下，这个问题会得到有效的解决。

我和光伏企业，不论是制造商还是开发商开过一个玩笑，大家天天呼吁市场经济，追求平价上网，当政府真正放手的时候，实施平价上网，市场竞争的时候，大家反而不会走路了，找不到归属感，举足失措。

这是2019年光伏大幅下滑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能见』：“十四五”期间，可再生能源会达到怎样的比例？

李俊峰：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发改委过去几任主管综合运行的副主任、主管价格的副主任，都有明确地表态，“十四五”要让可再生能源从高速度发展向高比例发展转变，高比例发展是可再生能源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特征，要逐步提高可再生能源在整个能源结构中的比例。

征求意见稿也有一条政府制定可再生能源比例目标的要求。

所以“十四五”会对可再生能源和非化石能源提出一个比例目标，这个目标会倒推出规模指标来，这是对可再生能源发展提出的比较明确的政策导向。

所以说，大家放心，不会让可再生能源爆发式增长，也不会让它继续下滑，而是持续、稳定地增长，逐步地提高比例。

『能见』：征求意见稿第十四条中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句话在当时当下有何特殊的时代含义？

李俊峰：这个对企业，对政府都是一个考验。这句话是从十八大提出来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第二句话更重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也就是说，让市场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时候，政府不是不管的，政府要建立一个公正、公平的市场环境，给所有投资主体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没有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就没办法让所有的投资者都享有公平公正合理的开发能源项目的条件。

所以刚才所说，当前的情况是一方面是企业举足失措；另一方面政府也没有做好准备。过去是审批的情况下，政府有一套办法，每年规划指标，项目备案具体的数量、规模，乃至具体项目的核准。、

这些现在没有了，那么怎么实现比例要求，必须要有一套办法，让市场发挥作用，为它保驾护航，这个是需要制度设计和建设的。

我们在市场配置资源方面其实做了很多工作，国务院每一次常务会议都在提“放、管、服”，但是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怎么管市场，特别是怎么管能源市场，这个还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是个短板。

因为大项目现在还是按原有渠道获得核准和审批。比如说疫情之下，一批新的煤改项目开工，特高压项目开建，这些都是获得了授权的。

而可再生能源项目规模比较小，在市场条件下怎么获得授权，政府如何在市场条件下管理这类项目，现在必须形成新的机制和规定。

这个也可能会在2020年，或者“十四五”初期要解决的制度性的建设问题。

『能见』：征求意见稿中提出要“实行可再生能源发电优先上网和依照规划的发电保障性收购制度”，并电网企业应当“扩大可再生能源配置范围”，您认为通过立法能解决一直困扰可再生能源的消纳问题吗？

李俊峰：法是过去制度的延续，成熟政策的扬弃，好的发扬，不好的去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有些就用法固定下来。

写这么一条，很关键的问题是可再生能源发展成本很低了，现在主要的矛盾变成了消纳和落地问题。

过去试图用分布式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也不可能完全开分布式，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需要分布式和集中式相结合。

因为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的地区，大部分布在西部、北部，特别是光伏的发展。但最大的用户在东部沿海问题，中部崛起的地区，这些省份有大量能源需求，这些地区可再生能源资源相对贫乏，比如说上海，非化石能源占比是极低的。

我们要做的是让可再生能源比较丰富的地区来帮助那些比较贫乏的地区。比如说，2020年15%的指标，2030年20%，2050年50%。这是大的目标，但像山东、江苏、上海肯定是完不成的。

但通过电网的长距离输送，跨省输送的方式，跨区交易的方式，帮助它们完成，用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下一步就必须制定实施细则。

因为现在有这种尝试了，2017年-2019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三北”地区的风电光伏发电送京津唐、江苏、山东，宁夏的送浙江，新疆、甘肃的送河南、湖南、湖北，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十三五”开工的一批特高压项目，已经取得了重大效果。特高压建设初期有各种批评，但效果已经显现出来了。国网报告提到，特高压输送了60%以上是清洁的可再生能源。从张北送到北京的电也是60%以上送的是可再生能源。

跨区配置资源的问题，已经有了现成的解决方案，并且已经有一批企业进行了尝试。

比如国家电投从乌兰察布到河北南部600万千瓦的风电项目的建设，也是跨区配置资源的成功案例，有了这些案例，所以法里就写了通过电网配置资源。其实分布式的资源配置，也需要电网的积极配合。

配置资源和消纳不一样，要求电源方、消纳方和电网企业三方达成一致，三方共赢的方式才能够实现这样的目标。这个也需要相应的实施细则和制度安排。

『能见』：征求意见稿第七十条将能源安全战略纳入国家安全战略，结合当前全球能源形势，如何解读意见稿中关于能源安全的表述？

李俊峰：这个地方应该有所调整，“立足国内”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应该“以国内为主”。

作为一个大国，在重大极端条件下，能源还能维持基本的供应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平时经济大发展状态下的能源供需关系，而是保基本需求。

疫情来了，包括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现在面临的也是生存。这是极端情况下的安全。

通常情况下，能源安全化可以分为四个类型。一个是战略安全，指的是在极端条件下怎么保障。

第二个是商业安全，指的是在各种市场环境发生剧烈变动的情况下怎么保障。比如说去年9月份，沙特石油设施被炸，一半石油供应能力缺失，沙特是最大供应国，50%的石油供应被切断，造成油价的波动，但是全球都有商业安全的储备机制，很快调整过来了。

第三个是环境安全，指的是所有的能源消费过程，不能形成环境的重大灾难。

这个近期也发生不少。比如说，墨西哥湾石油污染危机，风暴造成钻井平台大火，石油泄漏，造成生态灾难；2011年的福岛核事故，重创了日本核电，对能源安全造成很重要影响；还有就是2013年我国的大面积的雾霾，都是能源环境安全问题的警示。

还有一个是技术安全，指的是特别是现代在数字化、智能化的条件下怎么确保安全，数字化、智能化条件越高，受攻击的可能性越大。

所以，总的来说，技术安全的要用技术的方式来解决，商业的用商业的方式来解决，环境的要用清洁化的方式来解决，战略安全要用国家统筹的方式来解决，不能把它们都混淆起来。

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能源安全必须建立在世界是安全的这一大局之上。

换言之，只有世界的能源是安全的，中国的能源才能够真正的安全，把中国的能源安全纳入世界能源安全的总体布局。这就是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全方位、开放、包容的国际能源合作。

这是一个理念上的改变，中国的能源安全必须建立在世界是安全的基础上。世界不安全，中国是不可能是安全的。

还有要特别注意的是，就全球人口而言，中国占比18%，就国土面积而言，只占6%。换句话说，假设各种资源均衡分布，我国的各类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我们三分之二资源需要靠进口，这是大概率事件。

这是一个现实问题，是无法立足国内，只能以国内为主，国内的保底线，当面临重大问题的时候能源是安全的。平时按照市场化、商品化的原则，与全球共享资源。

此外，意见稿里面有一个提法不是十分准确，容易引起歧义。

比如第十二条里面，就普遍服务写了：国家健全能源普遍服务机制，保障公民获得基本能源供应与服务，这里公民需要改成消费者。

现在国际化越来越广泛，外籍人士在中国工作学习的也很多，外国驻我国的机构，外资企业等也需要普遍服务，即使在紧急状态条件，他们也和中国公民一样享受普遍服务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