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目标背后的高碳投资
北极星碳管家网讯:随着气候变化加剧，气候危机正在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人类健康带来严峻挑战。据联合国统计，2000-2019年间，全球气候灾害事件造成了2.97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受灾总人口高达40亿 。
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资金体量非常庞大，由于私营部门的减排、零碳转型能力有限，来自全球主要金融机构的决策引导和融资支持日渐成为筹措资金、撬动全社会低碳转型的重要杠杆。全球头部资管机构均为欧美外资机构，近年来持续以强劲势头涌入中国市场，纷纷在资产配置组合中向中国加码。头部资管机构在中国的投融资举动如同风向标，对中国碳中和进程、乃至世界碳中和目标的完成有重要影响。
在此背景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政府陆续做出碳中和承诺，各大资产管理公司也纷纷表示加入碳中和序列，将可持续投资及减碳投资纳入投资决策过程中。然而，在声势浩大的气候承诺和运动中，资管机构的“口号式”、“运动式”减排隐藏在绿色金融的外衣下，很多时候恐怕“名不副实”。
为了推动资本市场进一步提升气候风险意识，完善相关的评估及应对机制，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与绿色和平合作的“碳达峰及碳中和目标下加速推进气候行动策略研究”项目将推出《资本绿镜》系列月报。通过抓取公开发布的信息，以高碳排行业为重点，关注全球资产管理公司中在华资产管理规模（Asset under Management）最大的前25家公司在中国市场的投资行为 [2]。由于金融数据透明度低、获取难度大等障碍，我们主要对信息披露程度较高的港股投资数据进行分析 [3] [4]。首期月报将对2021年以来的境外资金在中国港股市场的信息进行回顾，同时将呈现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关注金融部门在气候投融资方面的表现和动态。
01 一“碳”究竟
国际头部投资管理公司高碳投资仍在继续
自2021年1月份以来，25家国际头部投资管理公司针对中国高碳行业在港股二级市场的投资整体呈增多趋势。部分公司对化石能源行业的投资并未如其宣称的那样受到限制；建材行业作为一个能耗高、排放多、产能过剩的高碳排行业，也不断获得头部资管公司的投资。
其中贝莱德同时大量增持高风险和中风险行业股票，在所抓取样本中共达到近35,000万股，涉资上亿港元。摩根大通（J. P. Morgan）对高风险行业进行了接近2,500万股的增持。瑞银（UBS AG）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则对中风险行业进行大量增持。
外资资管机构行动滞后
贝莱德（BlackRock）:
贝莱德在其2021致客户函中承诺，将致力在2050年之前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目标，并把气候变化作为其2021年投资战略的核心[5]。2020年初，贝莱德就曾表示其规模达1.8万亿美元的公开市场主动投资将全面撤出动力煤投资。此外另类投资业务也将会停止对以动力煤生产占其公司收入25%以上的企业进行直接投资[6]。
然而，通过分析贝莱德2021年在港股公司的投资行为发现，贝莱德仍在为中国的化石能源“火上浇油”，所增持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有色金属、石化、钢铁和煤炭四个领域。其中在石化行业的增持高达近14,000万股，在所有公司对石化行业的投资中位居榜首。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
2020年9月，摩根士丹利宣布承诺到2050年实现净零融资排放，这意味着摩根士丹利将减少或消除其对石油和天然气等行业的贷款、承销和股权。摩根士丹利还加入了联合国召集的净零银行联盟，承诺到2030 年筹集 1 万亿美元用于可持续解决方案，包括帮助预防和缓解气候变化，并将与企业、政府和个人合作，提供清洁技术和可再生能源融资、绿色债券和其他交易。
所抓取数据显示，摩根士丹利在中国增持的高碳排行业主要是钢铁和石化行业，其中对钢铁行业的增持超过3,000万股。
瑞士银行（UBS）:
据瑞银消息，2020年瑞银资产管理的气候意识策略基金规模达到150亿美元。在瑞银财富管理，投入100%可持续投资组合的资产规模超过180亿美元[7]。此外，瑞银还将可持续性纳入所有资产类别中90%的主动管理策略的投资决策中，并将在最后10%的资产类别，使可持续投资成为投资流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8]。
所抓取的数据显示，2021年瑞银在中国的高碳投资集中于钢铁和水泥行业，其中对钢铁行业的增持超过10,000万股。
摩根大通（J.P. Morgan）：
摩根大通于2020年10月率先发布了遵守巴黎气候协定的融资承诺。2021年5月，摩根大通发布公司将采取的全面行动步骤以使其融资活动符合巴黎协定目标，并发布了其投资组合中石油天然气、电力和汽车制造行业的2030年碳强度目标[9]。
所抓取的信息显示，摩根大通在中国增持的高碳排行业主要是钢铁行业，对石化行业也进行了接近2,500万股的增持；并对水泥行业进行了少量增持。
绿和观点
在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之下，资管公司若要履行碳中和承诺，发挥金融机构对全球低碳转型的杠杆作用，就应逐步退出传统化石能源行业，不应再为其提供新增投资。
对于其他高碳行业，在碳中和趋势之下，则应逐步通过变革生产方式、应用绿色电力等手段实现行业转型升级。若资管公司对高碳排行业的投资行为包含对绿色转型的考虑，资管公司则应对其投资行为做出进一步的披露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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