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运洲：以煤炭为主体的化石能源依然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基石

坚持系统观念强化能源发展的体系性

——国网能源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张运洲谈“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建设

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主战场，也是全方位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领域。面向“十四五”和中长期经济社会与能源发展全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编制印发了《“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简称“《规划》”），系统全面的阐明了我国“十四五”能源发展方针、主要目标和任务举措。

日前，中能传媒记者对话国网能源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张运洲，他指出，构建现代能源体系的核心内涵是“清洁低碳安全高效”，是涉及到多重目标、多重约束下的经济社会的系统性变革，需要统筹处理好发展、减排和安全等多方面关系。《规划》充分反映了新阶段发展形势、发展要求的变化，与过去的能源规划相比，最显著的特点是更加坚持系统观念、强化能源发展的体系性。

问

中能传媒：《规划》把保障能源安全作为首要原则。以构建现代能源体系的视角，如何认识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性和内涵？如何推进电力安全可靠供应？

张运洲：保障全方位能源安全是能源转型发展和构建现代能源体系的首要任务。

去年以来，国内外多次出现的能源电力短缺情况折射出能源安全形势越来越严峻复杂。能源安全是能源转型发展的第一要务，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重视能源安全问题，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保障能源电力安全的极端重要性。

能源安全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下涵盖能源资源安全、能源科技安全、供应链安全等在内的全方位安全。以总体国家安全视角审视能源生产、进出口、运输、消费全环节，这包括能源自给率应保持在较高水平，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民生基本需求，特别是油气等战略性能源资源与国际地缘政治格局高度相关，对外依存度不宜过高，输送通道要进一步多元化以分散风险；还要高度重视新形势下战略性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等新的安全风险，形成产业、科技、金融、生态和网络等多维度能源安全保障体系。随着电气化水平不断升高、可再生能源迅猛增长，需要突出发挥好电力工业基本依赖国内供应的战略优势。

以煤炭为主体的化石能源依然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基石。我国石油、天然气资源相对匮乏，对外依存度较高。2020年我国石油产量1.95亿吨，未来增产规模有限，2030年前国内石油产量基本维持在2亿吨左右，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70%以上。2020年我国天然气产量约1888亿立方米，未来将保持稳步增长，但与消费增长相比仍有缺口，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将持续上升（当前已超过43%）。我国煤炭资源丰富，保障能源供应自主可控，必须立足我国能源以煤为基础、国内供应为主的基本国情，统筹协调发展和利用好各类能源，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从电力行业看，“十四五”电力供应保障面临着一系列新挑战：一是新能源出力与负荷特性匹配度不高，在负荷高峰时段电力支撑能力不足。从季节看，夏季负荷高峰期，新能源往往出力较低、支撑能力较弱。从日内看，负荷晚高峰时段的光伏出力接近于零，必须依靠其他常规电源加大出力实现供需平衡。二是受碳减排约束、燃料价格居高不下等因素影响，煤电、气电等常规保障电源发展积极性不高。近年来，煤电利用小时数持续下降，煤炭价格高位波动，燃煤发电企业出现大面积亏损，影响煤电生存和发展。天然气气源紧张、价格近期飙升，燃气发电成本高且难以疏导。三是新能源占比快速提高情况下，长时段电力平衡问题更加凸显。连续多天出现无光无风气象条件时，新能源长时间低出力将造成电力供应可靠性大幅下降甚至出现缺电。四是极端天气频发给电力供需平衡带来新的挑战。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极端天气的出现频次和强度明显增加，可能引发新能源出力受限、电力设施破坏等，以及一次能源供应链中断，进而造成电力供应中断风险加大。

为实现电力安全可靠供应，必须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推动供需两侧多元化发展，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能源电力安全保供之路。一是统筹协调好全社会资源调配，从战略层面建立保障电力供需平衡的系统性机制；二是以科学规划为引领，加强能源电力应急储备体系建设，推动建立全社会应急体系和跨部门能源综合预测预警体系，提升区域统筹协调支援能力；三是推动供给侧电源多元化发展。常规电源特别是煤电仍将发挥基础支撑和兜底保障的重要作用，同时充分发挥煤、气、水、核、风、光、储等多能互补优势，构建多元化电源体系，更加清洁低碳地满足中长期电力需求，保障电力供应的稳定性。四是需求侧推动终端用能形成多元化格局。充分发挥不同能源品种的互补特性，构建多元化终端用能体系，提高能源综合利用效率，降低主要靠单一能源品种满足需求带来的短缺风险。

问

中能传媒：绿色低碳已成为能源发展的主旋律，“十四五”期间能源清洁低碳转型应把握哪些重点？

张运洲：能源清洁低碳转型重点在于构建多元化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循序渐进地推动化石能源清洁化利用。

推动能源清洁低碳转型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以转型激进的德国为例，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从1965年的98.4%下降到2020年的75.7%，时间跨度长达55年。202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49.8亿吨标煤，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为84.1%，化石能源消费规模巨大。我国未来较长时期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重要阶段，制造强国稳步推进，工业用能比重明显高于西方国家，人均用能增长尚有较大空间，经我们最新研究，预计能源消费峰值将达到62-66亿吨标煤。从未来保障能源供应的视角来看，既要考虑增量能源需求更多地以非化石能源来满足，又要在技术、市场、政策等方面采取综合举措，安全有序推动庞大的存量化石能源消费清洁化利用，平稳渐进地过渡到存量替代的阶段。

从电力系统角度看，需要在统筹平衡、各有侧重的前提下，明确各类型电源发展定位，实现协同发展。我国新能源发电资源潜力丰富，成本下降快，在替代化石能源过程中将发挥决定性作用，可持续大强度开发利用，风电方面坚持陆海并重，推动风电协调快速发展，完善海上风电产业链，鼓励建设海上风电基地。太阳能发电方面加快智能光伏产业创新升级和特色应用，创新“光伏+”模式，推进光伏发电多元布局，积极发展太阳能光热发电。同时应认识到，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单纯依赖新能源增长存在较大风险，要统筹各类电源协同发展，实现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与灵活性调节资源补短板并重：积极开发水电，重点推进大型水电基地建设；安全高效发展核电，加快沿海核电建设；不失时机地加大灵活性资源开发力度，统筹抽水蓄能与新型储能发展；发展生物质发电等其他清洁能源，兼顾清洁电量供应与灵活性资源补短板。

煤电清洁化发展方面，新能源与煤电等常规电源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多元协同、优势互补和相辅相成的关系。面向未来，统筹电力保供和减污降碳，根据发展需要合理建设先进煤电，煤电将由主体电源逐步向基础保障性和系统调节性电源并重转型，同时逐步实现自身清洁化。应加大力度推动CCUS技术示范应用与产业培育，加速成本下降与技术升级，尽早实现大规模应用。

问

中能传媒：能源科技创新是能源转型的核心驱动力。对于加快能源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攻关，提升能源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您有哪些建议？

张运洲：打造现代能源体系的重点任务之一是提升能源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现代能源体系下，能源产业特别是新型电力系统产业链将以全新的形态为创造经济发展新空间，支撑、促进、引领经济发展方式和布局绿色升级提供持久动能。这要求增强能源电力科技创新能力，加强能源电力产业链竞争力和供应链稳定性，营造产业发展良性生态等。

能源产业链现代化高度依赖科技创新，必须超前谋划、统筹安排基础理论研究和关键技术装备研发。推动能源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全环节技术进步，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领域集中力量联合攻关。立足煤炭、油气、核能、可再生能源、储能与氢能、智能电网、综合能源系统等领域，围绕应用基础研究、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颠覆性技术、工程示范应用等方向，系统构建技术创新体系，充分考虑关键技术的成熟度、竞争力、需求潜力和资源条件等要素，分领域、分阶段统筹发展。开展新型电力系统基础理论研究，加快发展新型清洁能源发电及利用技术，CCUS、氢能、小型堆等关键技术与装备成熟度对新型电力系统构建及能源转型至关重要，应提前布局，尽早实现商业化。

围绕能源电力产业链竞争力和供应链稳定性，补足能源电力行业短板。充分考虑产业链竞争力和供应链安全，按照战略自主的原则，审慎选择新型电力系统产业的技术发展路线。提前做好风险排查，密切追踪战略性矿产资源、关键原材料及产品供需变化情况，提升重大风险识别、监测预警和防控能力,尽可能规避上游矿产资源供应链脆弱、核心技术卡脖子等风险，同时做好专利布局，加快核心技术研发进程和投资力度，提高国际竞争力。推动电力科技创新形成新优势，促进产业链上下游标准有效衔接。我国已构建系统的特高压和智能电网“中国标准集群”，未来在新能源、能源互联网和电动汽车等领域亟需抓住机遇、补足相应产业链标准短板。

加强产业链治理能力，促进能源电力产业发展形成良性生态。推动形成能源电力产业链和产业集群的协同管理、协同规划、协同运行、协同应急保障、协同资源匹配等管理制度；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开展关键战略性领域科技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充分发挥产业链枢纽和龙头企业的创新供给、组织带动和市场培育作用，增强电力产业链全环节赋能能力；加强产融结合，探索产业链金融、绿色金融等金融手段，助力能源转型与新型电力系统产业发展；继续迭代升级数字化技术，释放数字赋能产业链的巨大潜力。

问

中能传媒：我国已步入构建现代能源体系的新阶段。对于“十四五”时期如何加快构建现代能源体系，您有何建议？

张运洲：一是加强现代能源体系和能源转型顶层设计。坚持全国一盘棋，在国家层面建立跨行业、跨部门协同工作机制，促进煤、油、电、气等能源行业之间，以及能源供给与交通、建筑、工业之间的协调联动。研究制定政府主导、政策引导、市场调节、企业主体、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国家行动方案，将能源转型和碳排放指标分解到各行业、各地区，提出重点行业、重点地区梯次碳达峰等行动计划，并建立科学的统计考核工作制度。

二是持续加强规划引领和滚动优化。规划是发展的龙头，要充分发挥规划的引领作用。开展综合资源规划，将需求侧资源作为重要资源与供应侧资源统一规划，挖掘需求侧资源价值。进一步深化新型电力系统演进的专项规划研究。

三是加快科技创新与工程应用。紧扣能源转型目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攻关专项计划，建立健全能源国家实验室。加强新型电力系统特性基础理论研究，集中突破煤电机组碳捕捉封存和二次利用、高比例新能源电力系统协调控制等关键技术，加快终端能效提升、能源综合利用等技术装备研制，推进科技示范工程建设，全面提升国产电工电气装备技术水平。

四是持续推进市场机制建设。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加快建立容量补偿机制，对于煤电存量机组给予合理的经济补偿，对于增量机组探索通过招标建立事前容量市场，确保煤电的可持续经营。健全一次能源产供销储协调运行机制，保障能源市场稳定。

五是强化政策保障体系建设。实现能源电力的可靠供应，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十分重要。对于煤炭等一次能源，按照战略性资源进行保底管控，形成保供稳价的长效机制，确保电煤价格区间调控效果落地落实。建立科学合理的能源比价关系，完善尖峰电价、分时电价等政策，引导多种能源的协同高效利用。根据各地经济发展、资源禀赋条件，因地制宜制定终端能源清洁利用、节能节电等激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