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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能民用的最大障碍

当通用电气公司原子能产品部的总经理麦考恩(Francis McCune)第一次提出保险问题的时候，各方的反应比较冷淡。

1954年初，为了落实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原子能和平利用倡议，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组织对1946年的《原子能法案》进行修订。在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召开的听证会上，麦考恩提出，应该在修订的法案中增加核事故责任保险的条款，否则由于私营企业缺乏足够的经济赔偿能力，将成为原子能工业发展的严重障碍。

正如大家所知的那样，随后通过的《原子能法案修正案》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未明确核损害赔偿的有关要求。究其原因，主要基于两点：

一是当时没有任何关于核事故保险的背景研究和数据信息，若要开展充分调研的话，将延迟法案修正案的出台时间；

二是当时所有的核设施都是联邦政府所有，出台核损害赔偿规定的现实必要性尚不迫切。

不过，国会和原委会很快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了。

事后证明，1954年的《原子能法案修正案》虽然为核能民用和私营公司进入扫清了法律上的障碍，但在推动和促进工业界积极参与核能开发上，效果并不显著。

电力公司一方面跃跃欲试，另一方面却顾虑重重。在神秘的核能面前，他们不仅从技术角度对之知之甚少，而且也缺乏如何保险的经验，由此觉得不确定性太大，财务风险非常高。

当时，即使支持核能发展的人们都承认，即使通过再完善的安全设计和恰当的选址，也不能完全杜绝发生严重核事故的可能性。同时大家认为，发生这种严重事故的可能性，虽然存在，却很遥远。问题是，人们不能确定这种可能性到底有多遥远，以及万一发生时会给公众带来多大的伤亡和财产损失。

不过，有一点能确定的是，万一发生严重的核事故，若受害的法人或个人提起赔偿诉讼的话，私营电力公司将因为无力承担巨额的经济赔偿而破产，即使购买了商业责任保险，也超出任何一家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当时，美国保险市场提供的每个反应堆保险金额最高为6000万美元，虽远远超过其他工业的保险额，但大家仍觉得这一保险额度不能给予公众充分的经济补偿，应该由联邦政府提供一种“兜底”的财务保护，才能免却私营公司的破产之虞。

所以，到1955年的时候，科学家、工程师、电力公司和保险公司的高层以及律师等大量人群，都投入到核事故赔偿保险问题的讨论中来。在这股讨论的热潮当中，作为核能主管和监管部门，原委会自然承担了主要的角色。原委会邀请了10个保险行业的高管组成一个核保险研究小组，安排他们实地参观核设施，并与政府相关人士座谈。几个月后，研究小组提交了一个报告，强调核保险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虽然核事故灾难相当遥远，但是由于涉及到放射性污染的特殊问题，后果可能比其他任何工业事故都要严重。

1956年初，在各方促动下，国会众议员普莱斯(Charles Price)要求原子能联合委员会正式将核保险立法提上议事日程。参议员兼原子能联合委员会主席安德森(Clinton Anderson)，之前曾担任过保险公司的高层，可谓这个立法过程的最佳牵头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