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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王炳华介绍,日本福岛核事故后,中国开展核电安全大检查。目前共计发现14个需要整改的问题。其中有的已完全解决,有的正在解决当中,有的已经列入三年改造计划当中,将全部解决。
为提高我国核电机组安全性和极端灾害抵抗能力,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国家能源局启动了针对13个具体问题和安全技术研发计划。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副理事长李永江介绍,2012年2月,国务院已为规划的补充完善召开过一次专门会议,具体内容经国务院审议通过后才能发布实施。据了解,即将出台的核安全规划要求提高核设施和技术利用安全水平,明显降低辐射环境安全风险,保障核安全、环境安全和公众健康。
与王炳华的预计一样,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陈炳德认为今年核电项目将会重启。“这要从几个方面来看:最基本的一个衡量面就是日本“3·11”的核事故发生以后,国外的核电站都做了压力测试,国内的也全都做了安全检查。一个基本的概念没有变,那就是日本的核事故没有对世界的核电技术和安全这个基本问题产生动摇,核能总体上是安全清洁的能源。”
资料显示,到2011年11月为止,中国共有14台核电机组在役运行,装机容量共计1188万千瓦;在建的核电机组有27台,容量共计2989万千瓦。据2012年中电联在发布《电力工业“十二五”规划滚动研究报告》指出,2020年规划核电装机规模达到8000万千瓦。这比2007年制定的计划高出一倍。
《原子能法》应尽快出台
核能将再次迎来大发展似乎已成定局,但如何安全监管也引发了专家学者讨论。
日前,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NDRC)发布《中国核安全监管体制改革建议》,呼吁加强中国核安全监管。
“与其他核电大国相比,中国的核能行业和核技术利用政府管理部门设置较为复杂,职责存在交叉和划分不清的问题,管理效率亟须提高。另外,核安全监管没有实现高度集中,较为分散,这样的管理机制造成了不同机构监管,职能交叉,监管资源和技术力量分散。应进一步明确政府主管部门、核安全监管部门、企事业单位的安全职责,理顺相互之间的协同关系。”NDRC杨富强博士表示。
在陈炳德看来,核能立法是关乎核能安全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让他遗憾的是,目前中国关于原子能方面的法律只有《放射性污染防治法》,还没有一部统领核活动的上位法。
“核技术和核电安全的特殊性,要求其监管必须由政府对其进行全过程的严格管理。核技术与核能安全利用的前提是核安全监管必须得到国家最高级别的政治关注,保障核事业的安全、可持续发展是国家的责任所在。如果核电开始大发展的时候,原子能的基本法还没有到位,可能会给它的安全高效发展包括以后的运作带来隐患。”陈炳德说。
为此,他已连续两年呼吁加快《原子能法》出台的步伐。“我国相应的核法律法规体系近年来虽经多方努力有所进步,但仍相对落后,远未健全与完善,与核电建设蓬勃发展和安全监管的形势与要求不相适应。”陈炳德说,“当前,核电安全的压力和挑战越来越强烈,这意味着政府部门必须加强对核电的有效监管。而《原子能法》的缺失,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核事业管理体制的明确,政府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和政府与企业单位责权利的进一步明确,以及核设施安全监管的有效性。”
据悉,《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于2003年10月1日起开始实施,一些其他相关管理条例已难以适应新的核电发展形势和核工业格局。中国于1984年首次启动《原子能法》的立法工作,却迟迟难以出台。
“我们也知道,《原子能法》的制定涉及政府部门和企业单位的方方面面,不仅在技术层面上有不同的看法,更在管理体制的相应变化方面,可能导致部门职责与分工的重新调整与划分,极为复杂。因此,尽管国家多年来一直将其列入工作计划之中,但实际情况却是总‘正在制定中’。难产的最大原因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管理体制问题。”。陈炳德告诉记者。
“多年来,我们一直呼吁核能的安全建设,核能从最初的“适当发展”到“积极发展”再到现在提出的“安全高效发展”,过了三个阶段,这次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我已经非常高兴了。但是,我认为从立法的高度,尤其是在要大力发展的这种情况下,这种基本法不能忽视,应该给出时间表。”陈炳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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