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贡企业践行“一带一路” 签下泰国垃圾发电项目

然而，这个原定于2008年投入运营的项目，从建设到试运行一直建建停停，至今仍在设备调试的过程中。

“由于垃圾成分变化很大，原先的初步设计和现在具体的情况有一定的偏差。”据北京市市容委工作人员介绍，该项目所采用的厌氧发酵技术主要针对的是已经完成分类的、比较纯粹的有机垃圾，但目前送来的原始垃圾经过机械分选后杂质仍然较多，处理后产生的沼渣也比预期要多，因而还需要对设备和工艺进行调整。

事实上，不光是设备不断地在调整，董村分类垃圾综合处理厂的建设本身就充满了曲折。1990年，该项目的前身北京市环卫综合处理厂开始建设。但由于种种原因，项目在建成后始终未能达到正常运行水平，自1993年6月起，就一直处于停产状态。

2003年底，北京市环卫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香港安柏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合资组建了“北京一清百玛士绿色能源有限公司”，专门负责董村项目的重启与建设。2007年底，市政市容委又与该公司签订了特许经营合约，确定项目采用BOT模式(建设-运营-转让)，特许经营期为27年。

但是，这个已经停产了十多年的项目并没有就此顺利进行下去。由于港方股东资金链告急、股权变更等一系列变故，项目再度陷入了停工状态。

2011年，香港安柏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所属的新环保能源公司被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收购。2013年，在首创集团的推动下，董村项目再度重启。根据新的项目方案，该厂的垃圾处理产能将增至930吨/日。

然而，有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董村项目的前景并不乐观。尽管厌氧发酵技术在国外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但由于国内外的垃圾组分存在差异、分类收集不到位等因素，该技术在国内很难落地。

这样的怀疑并非是空穴来风。早在去年年初，与董村分类垃圾综合处理厂采用了相同工艺的上海市普陀垃圾生化处理项目已经宣告失败——2013年2 月，“因为项目选择的工艺技术问题难以解决”，建设运营方上海百玛士绿色能源有限公司申请破产。至此，该项目已投入了3.5亿元，负债2.58亿元。

不仅是董村和上海普陀，北京的南宫堆肥厂、阿苏卫垃圾综合处理厂等其他几座生化处理设施其实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由于垃圾分类不到位，从居民处分类收集来的厨余垃圾量不足，各项目目前都只能以处理由机械筛分出的有机物为主。但对水分高、粘度大、成分复杂的原始垃圾而言，机械筛分的效率较低，难度也大，塑料、玻璃等不易降解的物质极易混杂于厨余垃圾中，因而造成堆肥的成本很高，所产生的肥料品质却不高。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曾参与过阿苏卫垃圾综合处理厂前期项目评审的徐海云指出，目前我国的生化处理实际上仍是混合垃圾堆肥，这就决定了堆肥只是“把原来的一堆垃圾变成了两堆垃圾”，在从源头上做好垃圾分类之前，这种“资源化”的方式很难称得上是成功。

目前，董村垃圾综合处理项目的一期工程已经完成施工，进入调试阶段的同时，也在计划进行二期改造：通过在厌氧线之前加装一道筛分线，进一步筛除有机垃圾中的杂质。

事实上，有消息称，早在90年代，北京曾由民营企业家投资，建设过一个废弃塑料炼油厂，但由于设备对塑料的要求非常苛刻，建成后没能运行就关闭了。

2009年，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时红秀作为专家，参加了由海淀区政府组织的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评审会。在会上，某企业设计的厨余垃圾综合处理设施引起了他的注意。据负责人介绍，该设施一天可处理10吨厨余垃圾，并将其转化为蛋白饲料和有机肥供给市场。

会后，大受启发的时红秀将这个项目作为案例放到了针对厅局级以上干部的循环经济课上，并将该设施作为现场教学点带领学员观摩、讨论。可是很快他就产生疑问：该设施平时没人参观的时候就从不运行，但仍然以每年3000多吨的处理量领取循环经济补贴、垃圾处理补贴，享受各种政策优惠。之后从该企业辞职的技术人员证实了时红秀的猜测：所谓的先进技术不过是个骗局。由于设备能耗过高，生产越多亏得越多，“拿的补贴比赚的钱多多了。”

在政府进行垃圾资源化尝试的这些年里，许多企业都声称研发出了新的垃圾处理技术，有人要求政府扶植进行大规模试验，有人希望有关部门摆擂台来挑战，但在徐海云看来，截至目前，这些“号称中国特色的技术都是假冒伪劣，没有成功的。”

他认为，政府之所以选择上马民众反对呼声很大的焚烧，其实也是尝试过许多方法之后的无奈之举：“世界上有的我们都尝试过了，世界上没有的我们也尝试过了，都以失败告终。”

一位在垃圾处理领域工作的官员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不是说没有去努力，而是现实证明没有达到这个效果。等离子气化、炼油、做燃料……全国各地都做过尝试，结果都是行不通，最后只能是焚烧。只能说这是历史的选择，在现阶段这个工艺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最适合的。”

不过对于这样的解释，赵章元并不认同。他认为，虽然目前民间的资源化技术都还不够成熟，但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过程。“如果我们政府支持一些，选择一些相对好的技术，支持他们克服一些困难不就好了么?”

赵章元始终认为，“资源化利用”才是垃圾处理的最佳出路。近年来，他一直在全国各地进行相关考察，并在2011年与国内的一些垃圾处理企业一起成立了“中国垃圾资源化产业协会”，以此推动资源化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可是，除了尚未克服的技术难题，摆在垃圾资源化道路上的障碍还有成本。

“垃圾处理更多的是经济问题，不是技术问题。”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曾参与过阿苏卫垃圾综合处理厂前期项目评审徐海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他以厨余垃圾举例说，有人曾提出把厨余垃圾分类收集后，制成肥料送到田里。这样的技术并不复杂，但对于北京这种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来说，周边并没有足够的农田接纳，如果要处理这些肥料，就需要通过铁路运送到其他有农田的地区，而由此消耗的能源、增加的排放、产生的费用“从理论上可以对接，但现实对接不了。”

“把垃圾变成资源没有问题，百分之百变成资源也没有问题，那就不计成本，但现实不可能。”徐海云认为，选择垃圾处理的技术路线必须要和社会的经济水平相适应，在我国当前的形势下，如果一味强调“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而不核算成本，是完全不可行的。

关于“焚烧”的技术与怀疑

沿莲石路一路向西，经潭柘寺隧道上鲁坨路，不到5公里后便能看到位于半山腰的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厂。它同时还是青少年环保教育基地，项目在设计之初选择了以白色和绿色为主色调、融入了卡通元素的厂房风格。

作为全国现有的规模最大的三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之一，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厂从去年年底开始试运行，目前仍处于设备调试阶段，竣工环保验收正在进行中。按照计划，该项目在正式运营后每天可处理3000吨生活垃圾，年发电量可达3.6亿度，上网2.8亿度，另外还可为潭柘寺地区1000万平方米的面积供热。

然而，这个庞大的工程其实是计划外的产物。

2009年下半年，按照中央的要求，2010年底北京地区的钢铁将全部停产，面临着产业转型的首钢把目光投向了城市服务领域，而垃圾处理恰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大难题。

当时，“十一五”规划中的4个垃圾焚烧项目只有高安屯在几经周折后建成，六里屯、南宫和阿苏卫垃圾焚烧厂纷纷受阻，在垃圾将无处可去的情况下，政府不得不寻找机会建设一个替代项目。

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前从未涉足过环保领域的首钢决定以此为契机开拓新产业，随即组建队伍开始前期调研，他们利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完成了选址、工艺设备设计等一系列工作。考虑到民众还不能接受在城区里建设垃圾焚烧厂，焚烧厂的地址选在了位于门头沟区潭柘寺镇，距市中心40公里的首钢石灰石矿区。

2010年7月21日，经政府专题会议讨论，总投资21.6亿元的鲁家山项目正式启动。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厂由北京市政府和首钢集团各出资50%共同建设，特许经营期为30年。

首钢石灰石矿区因周边居民很少，受到来自民众的阻力较小，项目经“绿色通道”加快了审批流程，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办齐了建设所需的所有手续。此事一度引发质疑，如此快的审批速度是政府为避免民众反对而将项目紧急上马。政府解释是垃圾之困已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