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贡企业践行“一带一路” 签下泰国垃圾发电项目

走入厂区，全封闭的车间外并没有一丝异味。垃圾车从垃圾转运站运来时已提前分选和预处理过的生活垃圾，经由垃圾专用通道进入卸料大厅后，倒入垃圾池。经过在池内5-7天的发酵，垃圾的渗沥液尽可能脱出。脱出的渗滤液将进入专门的处理系统，而发酵后的垃圾则被投入焚烧炉。

据技术部部长赵树明介绍，整个项目全部引入国际一流设备，焚烧工艺采用德国马丁的焚烧技术和日本三菱的炉排炉， 以“半干法脱酸+活性炭吸附+布袋除尘器+SCR脱硝”的技术组合，严格控制炉内温度和烟气停留时间，确保二噁英、重金属等有害物质在分解、过滤后实现达标排放。其中SCR(选择性催化还原技术)系统还将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将燃烧后产生的氮氧化物还原成氮气和水，进一步降低污染排放，而这在垃圾焚烧厂中还是第一家。

在中央控制室的屏幕墙上，一个个小屏幕实时监控着垃圾从进入垃圾池、投入焚烧炉到在炉内进行燃烧的全过程。在技术人员的显示屏上，四台焚烧炉的炉内温度、烟气含量等一系列数据也都一目了然。“这些数据都是跟环保部门在线联网的，只要一个不对，那边电话就打过来了。”一位工作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

对于公众最关心的二噁英问题，赵树明表示，垃圾焚烧后的烟气在850℃以上的高温环境中停留2秒，二噁英就会完全分解。鲁家山项目的设计标准按照目前世界上最严格的排放标准(0.1 ng-TEQ/立方米，即7月新出台的《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运行时炉内实际温度远高于850℃，停留时间也超过2秒，因此99.99%的二噁英在炉内已经分解。之后，烟气处理系统中的冷却塔会将高温烟气急速冷却，避免二噁英二次合成。最后，经活性炭吸附、布袋除尘器过滤，在经烟囱排出时，还将通过控制流速确保烟气在有条件再次合成二噁英之前就排放出去。

从开始试运营至今，除了按照市政市容委的要求，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每季度一次的二噁英检测，首钢生物质公司为检验运行状况，又自主委托该机构对四台焚烧炉及周边地区土壤进行了多次检测。“每次的检测数据都在标准范围以内，最好的一次(二噁英)达到了0.009 ng-TEQ/立方米。”赵树明说。

但在环保组织看来，这些所谓的高水准工艺不过是“技术控”专家们的说辞，既不适应中国垃圾的特点，也不能解决垃圾焚烧这种处理方式背后所隐藏的真正问题。

“不要说国外怎么样，任何国家的垃圾组分跟我们都不一样。”环保组织“自然大学”的陈立雯认为，由于生活习惯不同，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生活垃圾中厨余垃圾多达50%-60%，因而水分含量高，垃圾的热值很低，这样的垃圾并不适合焚烧，焚烧之后的烟气排放也很难控制。

而同属“自然大学”的毛达也指出，关于二噁英的排放目前在技术上还无法做到在线实时监测，因而一年测几次的做法根本不具代表性。

对此，技术人员解释说，通过炉内温度、烟气停留时间、一氧化碳浓度、活性炭喷射量等一系列参数，完全可以间接判断出二噁英是否超标。

首钢环境产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贾延明也否定了这样的担心，“5年来我一天没歇过，一天最少在这儿待12个小时。烟囱就在我边上，排出的烟顺着窗户就进我的办公室了，如果有污染，影响最大的是我。”他说。

然而，在人们怀疑的目光中，这样的解释起不到作用。当对垃圾焚烧的疑虑超越了技术之争，巨大的信任危机就压在了政府和企业头上 。

而这样的怀疑并非全无道理。

2013年底，陈立雯所在的环保组织“自然大学”曾向北京市环保局申请，公开鲁家山项目的环评报告全本、烟气排放数据以及飞灰、炉渣的处置情况，但因当时项目刚开始试运行，环保局以还未进行环保竣工验收为由，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这只是他们众多失败申请中的一次。从2010年开始，“自然大学”曾先后28次向全国各地的垃圾焚烧项目提出过信息公开的要求，但大多进展不顺。除了河北、天津、广州等为不多的几个地区迫于压力公开了部分信息，更多的地方要么以所需信息“不属于公开范围”为由拒绝了申请，要么只给出了一个简单敷衍的回应，还有的索性根本没有回复。

提起这些，陈立雯至今仍然十分愤慨，“垃圾焚烧处理从技术层面是一个很复杂的技术，如果哪个环节你投放的东西不够就会出问题。你每个阶段加多少助燃剂，后期的烟气处理加多少活性炭、加多少石灰，你不公布采购清单，你加了多少又不给我看，我怎么知道?”

对于这种质疑，北京市市容委表示，垃圾焚烧厂的排放数据、各种材料的用量每天都有记录，市垃圾渣土管理处的专业工程人员每月都会对此进行严格检查，一旦发现违规情况将会给企业扣分，直接影响政府拨款的补贴。环保组织的要求并没有错，但并不完全可行。“根据国际通行的惯例，垃圾焚烧厂一般只公布与垃圾处理、烟气排放有关的终端数据，监管机构以此检查排放是否达标，并不检查其他与企业自身经营相关的数据。”而且，有些数据与运行成本等许多因素有关，是不予公开的。

当然，这也并非是唯一的原因。

有业内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数据不全也是信息公开难的一个原因。有个别参数，政府只出台了标准，却没有出台后续的检测方法，相关机构因而无法对其进行检测，报告中那一栏只能空着。“这报告全都公布出来可能没问题，可你就一项藏起来了，解释一大堆也解释不清了。”

在北京，按照市政市容委的要求，每周四是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公众开放日，市民可通过预约进入焚烧厂参观。在高安屯、鲁家山，焚烧厂外都设有电子公示牌，实时显示车间烟气排放的数据。而阿苏卫的冯歧也表示，“政府有监管，我们愿意公开，请大家来参观。”

可是，由于许多民众对垃圾焚烧反对激烈，有些企业也担心一旦公开信息会被“鸡蛋里挑骨头”，宁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一直以来，关于垃圾焚烧是否有毒、企业运营是否正规、选址是否合理……这一类的讨论似乎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主烧”和“反烧”的各方始终抱着各自的观点互不让步，几乎所有人都有一个共识：垃圾焚烧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

“大家都很清楚，(担心的)是人的问题，是管理的问题。”陈立雯说。

赵章元也对焚烧企业的“诚信”表示怀疑。他指出，为了提高发电效率获取更高的利润，许多企业在运行操作中都存在往垃圾中掺加助燃剂等不规范的行为。“企业总不是老把火烧得很旺。国家要求掺煤比例不超过20%，实际上有的能加到50%。 没人监督的时候常常达不到应有的温度，二噁英会大量出现。”

但赵树明表示，这些情况并不会在鲁家山出现。区别于国内另一种主流的焚烧工艺循环流化床，他们使用的炉排炉从设计角度来说就不存在加煤助燃的可能性。而且，他们所接收的是经过分选和预处理后的生活垃圾，质量较高，在垃圾池里发酵后热值还会上升，已完全满足焚烧的条件。除了在起停炉时喷撒少量轻柴油助燃，平时运行时“炉子里就是纯垃圾，什么都不用掺”。

“以后我们的炉子里，油可能也不用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本着使用清洁能源，同时也降低成本的原则，他们正在考虑之后用天然气取代轻柴油。

这也是时隔5年之后，华源惠众在建设方案中更换了焚烧工艺的原因之一。据了解，北京市目前所有规划、建设中的垃圾焚烧发电厂，采用的都是能耗小、飞灰产生量较少的炉排炉设计。当年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建设运营方——北京华源惠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歧说，这样的决定也是考虑到炉排炉的工艺早已在国外广泛运用，“北京不是作为试验田，要用成功经验。”

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固废管理处的吕江涛则否认了企业能够通过“多发电”谋取高额利润的说法。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文件，从2012年4月1日起，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每吨折算上网电量为280千瓦时，执行全国统一的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0.65元，其余上网电量仍执行当地同类燃煤发电机组上网电价。换句话说，垃圾焚烧发电企业每焚烧一吨垃圾所发的电量中，只有280度电可以享受垃圾发电的价格补贴，超出部分仍按照常规发电项目的电价计算。“靠掺煤多发了电也没用，他们不划算。”吕江涛说。

近年来，随着生活垃圾处理被列入“关系民生的基础性公益事业”，北京市在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上改用了以政府为主导，政府投资和社会投资并举的原则，采用特许经营或委托经营的模式。简单地说，作为公益事业，由政府提供部分补贴，企业投资(或与政府合资)建设垃圾处理设施，建成后在特许经营期内管理、运营，期满后根据协议将设施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无偿移交给政府。

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厂是由北京环卫集团和京能集团共同注资的国有企业华源惠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和运营，特许经营期为25年。

朝阳区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一期工程由中美合资的北京高安屯垃圾焚烧有限公司承建，而正在建设中的二期则由北京市政府和朝阳区政府各出资50%。

据了解，垃圾焚烧发电企业的收入主要由上网电价收入和政府补贴两部分构成。因为单纯依靠卖电的收入无法实现收支平衡，政府会根据社会公共事业的“微利”原则，聘请专业咨询公司进行核算后，对企业进行一定程度的补贴。

有业内人士表示，相比填埋和生化处理，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建设、运营成本很高，这给一些省市的地方财政带来很大压力，因而有些中小城市的垃圾焚烧企业为了谋取更多利润，确实存在不规范操作的情况。而这些不规范操作导致更进一步加深了民众与政府、与垃圾焚烧企业之间的对立。但对北京而言，政府无论在投资力度上还是选择合作企业上，都是以最高的标准来要求，力争建成环保工程、示范工程，“目的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