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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已无处可埋，焚烧厂修建计划暂停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如何处理垃圾对北京人来说似乎从来都不是问题。那时候，北京每天的生活垃圾基本采取清运出城的方式，运到郊区的农田里做肥料。可是80年代之后，生活垃圾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金属、塑料、玻璃等不易降解的物质。这样的垃圾已不再适用于农田堆肥，而面对新的变化，政府相关部门既没有现代化的处理设施，也没有相关的处理规定，北京环卫集团一清分公司的一名负责人曾回忆，那时候“我们业务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寻找下一个露天堆放场，堆满一个坑再找下一个，就这样一直从二环堆到三环、四环、五环……”

起初，这样的处理方式并没有引起太多异议，直到80年代中后期，有关部门在对北京上空进行过三次航拍后发现，在三环与四环之间的环带区上，50 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竟有4700多座。第一次面对“垃圾围城”的窘境，北京市开始意识到，垃圾处理已成了必须紧急解决的问题，而首要任务是立即对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

所谓无害化处理，是通过科学的方法降低垃圾及其衍生物中有害物质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三种方法是填埋、生化处理和焚烧。

1994年，通过世界银行的贷款项目，北京第一次建立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垃圾处理设施。在资金、经验和技术都严重缺乏的情况下，操作简单、成本低廉的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成为了必然的选择。这也正是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的由来。此后，通过与德国政府的合作，北京又陆续建设了包括填埋场、转运站等设施在内的一套现代化的垃圾处理系统。

然而，填埋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方案。随着城市的迅速扩张，能够用于填埋的土地越来越少，而垃圾产生量却以每年7%~10%的速度增长。更严重的是，这种方法本身造成的污染也开始逐渐显现。2001年，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带领着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的二十多位专家一起，对阿苏卫垃圾填埋场进行了勘测，他们发现，不仅场区周边臭气熏天，而且垃圾产生的渗沥液也有渗漏，距场区4公里处的地下水都已经受到了污染。

在之后的两年里，他们对北京其他几个填埋场都进行了同样的调查，“检测结果发现，北京市的大型垃圾填埋场都有地下渗漏，污染了地下水，周围出现了高发病村。”赵章元告诉记者，“根据这种情况，我们第一次提出填埋法应该逐渐淘汰。这(个提议)在全国还没有，北京是第一个”。

直至21世纪初，北京的垃圾处理90%还是依靠填埋，焚烧和生化的处理量总计只有10%。在垃圾量猛增，填埋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焚烧作为国际上公认的一项成熟技术，开始得到政府越来越多的重视。

从垃圾处理的专业角度来说，垃圾焚烧厂占地面积小，因而选址方便;垃圾经焚烧后成为飞灰和残渣，体积缩小80%~90%，易于进一步处理;而且燃烧产生的热能还可以转化为蒸汽用来发电或供热。但是，就在政府将这个看似能够实现“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的方案逐步提上规划日程的时候，公众铺天盖地的反对声音却成了新的难题。

“垃圾焚烧产生的二噁英会在人体内蓄积，溶于脂肪里不会降解。世界各地的焚烧厂，附近居民的发病率普遍都高。”赵章元理解居民的担心，焚烧厂排出的二噁英是危险的致癌物，经呼吸进入人体，日积月累会对周围居民的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而国际上则公认焚烧的污染排放控制水平很高，并不会造成污染，所以德国、日本都建在市区内。

这正是民众反对的主要原因。早在2003年底北京市政府公布的《北京市生活垃圾治理白皮书》中，就曾明确提出“2008年前要建成朝阳、南宫、海淀3座焚烧厂”的目标。但直到今天，也只有服务于2008年奥运会的朝阳区高安屯垃圾焚烧厂在历尽周折后建成运营，另外的南宫、海淀、六里屯焚烧厂都和后来的阿苏卫一样，在周边民众强烈的反对中一再延后。

“我们总认为这就是一个正常的城市基础设施。根本没想到大家对焚烧厂这么抵触。”当年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建设运营方——北京华源惠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歧对记者回忆说。

他更没想到的是，2009年黄小山他们那一系列声势浩大的反建活动，竟然将项目暂停了。在媒体的关注下，阿苏卫的反建抗议活动不断发酵，关于垃圾焚烧的质疑、声讨迅速在全国蔓延开来。在这样的情况下，环评自然也进行不下去了。环评不能通过，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就得不到批复，后续的一系列评估、手续更是无从谈起。就这样，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建设被民众的反对声成功“阻击”了。

而北京市市政市容委担心的则是，每天，北京都在产生1.84万吨生活垃圾。如果继续采用填埋的方法，每年至少需要500亩土地用于填埋。在没有足够土地也没有其他解决办法的情况下，已有的填埋场只有超负荷运行。“多年来，北京一直是垃圾处理能力赶不上垃圾的产生量，如果再不焚烧，这么多垃圾去哪儿呢?” 吕江涛说。

事实上，筹建焚烧厂的计划也从来没有被放弃。

第二方案，为何难以实现

在有关垃圾焚烧的决策酝酿之初，北京市曾就“上不上焚烧”进行过多次激烈争论，一直存在反对的声音。而在填埋和焚烧之外，生化处理因可“变废为宝”“资源化利用”的美誉一直被政府层面寄予厚望。

根据2009年5月，北京市委、市政府公布的《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到2015年，北京市的垃圾处理将实现“433”的模式，即40%垃圾进行焚烧、30%生化处理、30%填埋。截至2013年底，北京市已有6座堆肥处理设施，垃圾生化的设计处理能力将占生活垃圾产生量的 20%左右。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条资源化利用的道路却并不顺畅。

2006年10月，作为全国第一个以“有机垃圾厌氧发酵生物处理技术”为核心的城市垃圾综合处理项目，位于通州区台湖镇的董村分类垃圾综合处理厂开工建设。项目由北京一清百玛士绿色能源有限公司投资承建，总投资1.84亿元。

按计划，来自崇文区和部分朝阳区的生活垃圾将进入处理厂，经机械分选后，分离出易腐烂的有机物，采用最先进的厌氧消化工艺进行沼气发电和高温堆肥。如果正式运营，该厂每天可处理 650吨生活垃圾，产生生物沼气4.19万立方米，全年发电量达到3400万度。

原标题：自贡企业践行“一带一路” 签下泰国垃圾发电项目(图)

投稿与新闻线索：陈女士微信/手机：13693626116 邮箱：chenchen#bjxmail.com（请将#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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