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贡企业践行“一带一路” 签下泰国垃圾发电项目

都忽视了自己的社会责任

在垃圾处理领域，一直有一个国际通用的“3R”法则：减量 (Reduce)、再利用 (Reuse)、资源回收再生(Recycle)。这其中最首要的就是要在源头上减少垃圾产生量，实行垃圾分类。

在环保组织看来，正是垃圾分类的不到位是当前中国垃圾焚烧存在问题的一大根源。因为干湿垃圾都一起进了焚烧炉，原生态的混合垃圾成分复杂，造成排放难以控制。与其大力发展焚烧这种高度依赖末端处置的处理手段，政府更应该从源头做起，抓好垃圾分类。

9月23日晚，银河Soho的一家咖啡馆。在一场有关垃圾焚烧与垃圾管理的分享会上，一位听众提出了一个问题：“泡方便面的盒子我认为是可回收的，但如果泡完了、盒子沾上油之后，我应该把它放在哪里呢?”

对普通民众来说，这样的疑问随处可见。在北京开始逐步推行垃圾分类的第四年，许多人仍然对不同的垃圾该怎样分类充满了疑惑。

4年前，因阿苏卫而“一战成名”的黄小山被北京市政府邀请，作为唯一一个市民代表随政府官员到日本考察垃圾处理情况。考察归来，他被日本严格的垃圾分类体系震撼，呼吁政府也应对垃圾分类引起重视，甚至一度喊出了“垃圾不分类，坚决不焚烧”的口号。

当时，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我不相信这是两国国民素质问题。我们有一个如此强大的政府，如果政府努力推行垃圾分类，根本就不是问题。”

然而4年后，对于“政府投入不够导致垃圾分类不到位”的质疑，他的态度却变了：“政府一年(在垃圾分类上)几个亿的财政投入，没人分(类)，你还让政府怎么投?”

的确，4年来，北京在垃圾分类收集上下的功夫不可谓不大 。

资料显示，截至2013年底，北京市共有2915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覆盖人口500万人，配置户用垃圾桶300万套，设置小区垃圾分类投放站 5万余个，配置厨余和再生资源专用车辆1000余辆，改造密闭清洁站超过750座。此外，在垃圾分类试点小区，还招募了超过2万名“绿袖标”指导员宣传垃圾减量和垃圾分类的知识，并对居民的垃圾分类投放进行指导和监督。

但这样的安排在现实推进过程中极其艰难。

据市政市容委固废管理处副处长张红樱介绍，由于许多居民并不理会垃圾分类的号召，使得本来是起监督引导作用的“绿袖标”指导员不得不自己上阵分拣垃圾。 按照政策，各区县每月可支付每名指导员至少600元的补贴，这笔对政府而言很大的支出，但对亲自分垃圾的指导员来说已没有多大吸引力，人员流失严重。

此前曾有媒体报道，在北京东城龙潭街道华城社区，每户居民都有一张积分卡，如果每天将厨余垃圾正确投放到小区垃圾分类收集点的厨余垃圾桶中，就可由垃圾分类指导员用POS机往卡里打入1分。“攒够50分就能换一张10元的超市购物券。”实施一年来，该小区的垃圾分拣正确率达到了95%以上。

但这样的措施也很难推广。据了解，在垃圾分拣正确率达标的试点小区， 政府折算到每一户的投入高达600多元。

“老百姓说，我才不分呢，分好了政府也是一辆车混拉走了。可问题是有多少人分了?任何垃圾桶我打开看，里面都是一样的。”4年来，黄小山一直活跃在各个媒体上，除了接受采访也参加电视节目，利用各种方式呼吁人们从自己做起，自觉进行垃圾分类投放。

“现在我们的社会是大家都在放大自己的权利，但都在忽视自己对社会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垃圾不是政府产生的，是我们自己产生的，我们必须要有这种担当的责任。”黄小山说。

至此，垃圾分类已然成为一个各方互相指责却无法改善的恶性循环。

而在专家和环保组织看来，能够打破这个循环的，应该是一套健全的垃圾分类制度。

早在2012年3月起施行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就提出，北京市应逐步建立计量收费、分类计价的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2013年也出台了非居民生活垃圾处理费标准调整方案，并于2014年1月1日实施。但具体实施效果甚微。

该条例的草案曾有一条：“不遵守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要求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对个人处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但后来在公开征求民意期间，考虑市民意见，正式的条例中删除了这一条。

市政管委固废管理处副处长张红樱认为，在现阶段依靠对不正确分类进行处罚提高垃圾分拣率，时机还不成熟。

选址的政治学与方法论

在过去的几年中，除了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厂，其余各个项目均在一定程度引发了质疑和反对。其中，最突出的两个方面是选址不合理和环评过程中公众的参与度太低。

2007年，海淀区六里屯垃圾焚烧项目因群众反对而一度停滞，在2010年，该项目迁至海淀区苏家坨镇大工村后重新启动。但伴随着这个新址而来的，是又一轮的争议与质疑。

几年来，陈立雯一直在跟踪着这个项目的进展，在她看来，该项目的新址仍然是北京的上风地带，靠近京密引水渠和永定河，处于生态涵养区，而她认为政府在选址时并未考虑到这些真正的环境要素。

更糟糕的是，在2010年该项目进行环评公示期间，当时的环评单位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还涉嫌造假。“我们去调查的时候，周边很多居民都反映，在做公众参与问卷调查时他们想去要这个问卷，但对方不给。在参与调查的范围内，有的单位并没有同意或者完全弃权，但环评报告里写的是100%同意。”陈立雯告诉 《中国新闻周刊》。

但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个项目当年选在六里屯和现在的新址都是没问题的，“因为现有的技术污染控制水平很高，垃圾焚烧厂并不会对居民的健康造成危害，因此建在哪里都是可以的”。他表示，所谓焚烧厂不能建在上风上水地带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一来焚烧厂并不会对水源造成影响;而且从地理上讲，由于风向会随季节发生变化，因而也不存在什么上风地带。

但他也承认，现行的环评制度是存在问题的。

不建焚烧厂，垃圾无法处理，所以一定要建。可建焚烧厂，就一定需要周边民众的同意，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目前，在北京所规划的所有垃圾焚烧厂中，只有大工村、鲁家山和梁家务3座是另外选址，其余均是在现有的垃圾填埋场旁边新建。这样的选址方案，对于政府来说，有自己的考虑。

首先，政府在选址时会考虑“属地负责制”的原则，即生活垃圾应尽可能地在垃圾产生地所属辖区范围内进行处理。

其次，如果现有垃圾处理设施周边的地区符合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条件，焚烧厂就能够与原有的垃圾处理设施相互结合，通过高效的集约化生产模式形成循环经济产业园的效应。未来的阿苏卫垃圾焚烧厂将处理填埋场的陈腐垃圾，也正是这个考虑。

第三，市政市容委固废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也坦言，比起开拓新地区，结合原有的设施建设新设施可能“周边居民接受起来会相对容易一些。”

5年来，虽然北京再没有出现过像当年阿苏卫那般轰动的抗议行动，政府为建设垃圾焚烧项目遭受到的阻力却也没怎么减少。无论是建在原有填埋场附近还是另选新址，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抗议、反对的声音。有关部门也觉得无奈：现有的垃圾填埋场在当年选址时周边基本都是人迹少至的农田，但随着城市的飞速发展，现在再新建设施时已很难避开居民区。

事实上，易选址本是垃圾焚烧项目的一大优势，因为占地面积小、烟气排放可控，德国、日本等国家将垃圾焚烧发电厂建在市区。这样一来节约了运输成本，二来也能为周边居民供电供热。但在中国，由于民众普遍难以接受，政府不得不放弃成本的考虑，将焚烧厂越建越远。

“社会上还是存在邻避问题，垃圾处理、污水处理设施大家都需要，咱们的处理能力都是不足，但大家还是都觉得，我承认你没什么危害，但就是别建我家门口。”吕江涛说。

不建在家门口，意味着不断拉长的垃圾运输距离，而垃圾运输距离就等于成本;可建在家门口，少不了一次又一次的博弈。

根据新的规划，由于阿苏卫垃圾填埋场附近的四个村庄与垃圾处理设施距离过近，也为了配合昌平区未来的城镇建设规划，这次在启动阿苏卫垃圾焚烧项目的同时，也将筹备对周边四个村进行整体搬迁。

市政市容委没有完全否认村庄拆迁与建设焚烧厂之间的关系。市政市容委固废管理处副处长张跃升告诉记者，二者“其实有关系也没关系，主要是互相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借助焚烧厂的项目进行推动，找到一个契合的时间点。”

对这四个村的一千多户村民来说，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听到拆迁的消息。自90年代起，村民们就曾因距离填埋场太近多次提出过拆迁的要求。作为北京市规模最大、运行最早的垃圾填埋场，阿苏卫多年来一直因臭气而饱受诟病。虽然政府曾先后投资4000万元对填埋场进行过除臭改造，但效果始终不明显。村民们年年忍受着场区散发出的恶臭，每到夏天，挥之不去的臭味把人逼得连门都不敢出。

“实在太臭了，不然好好的谁想离开自个家啊，俺们也不想跟政府闹。” 一位村民这样对记者说。2009年要建焚烧厂的时候，一纸《阿苏卫垃圾处理循环经济园村庄搬迁实施方案》让村民们看到了希望，但随着焚烧发电项目的停滞，搬迁也不了了之了。

5年间，曾和黄小山一起抗议的业主们，有的早把房子卖了，有的移民去了国外，还有的已经接受了现实，“反建”也不太提了。

5年来，村子里关于拆迁的各种传言不断，但村民们在时时相伴的臭气中，一次次的希望变失望，然后无望。

关于阿苏卫的拆迁问题，几年来北京市曾多次讨论，但由于所需费用太高，此前一直都没能下定决心。尽管政府方面没有透露具体的数字，但有消息称，此次对阿苏卫周边四个村的拆迁，费用超过70亿。

如今，阿苏卫又将建起的焚烧厂，焚烧厂规模还将从原先处理量1200吨/日扩建为3000吨/日，为的是每天处理新增的生活垃圾同时，能逐步把填埋场中累积了20年的陈腐垃圾挖出来，一并进行筛分并焚烧，以此彻底解决填埋场长期存在的污染问题。可现在阿苏卫的村民已不再在意了。他们只想尽快离开这里，摆脱忍受了20年的臭气，摆脱对不了解的未来焚烧厂的担忧。

而市政市容委向记者确认，“建焚烧厂将是东部大城市必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