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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邻避问题三大特征

通过对江门龙湾、彭泽核电案例的研究，并结合国内其他行业案例分析(如厦门、宁波、大连PX项目)，可以发现我国邻避问题有如下特征：

1.我国邻避设施选址基本都采取了“决定—宣布—辩护”的DAD模式。受传统项目投资体制的约束，“自愿/参与/伙伴关系”(EDD)方式在国内尚没有成功开展的先例。

2.迫于追求GDP的压力，地方政府在项目选址过程中往往扮演了运动员(招商引资)与裁判员(对项目审查)的双重角色，公众质疑政府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3.企业重视与地方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的关系维护，对于公共关系维护较弱，在面对公众的邻避活动中处于被动地位。

公信力影响与公众沟通

研究发现，国内邻避设施选址也有如下特点：

1.从“信任度”这个因素来看，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和部分行业主管部门的公信力不断下降，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严重影响了邻避设施公众沟通的效果。环保部门在发展部门面前话语权不够强，形成了公众对于环评走形式的印象。

2.从“选址决策程序”这个因素来看，我国过于依赖DAD选址策略。根据国外研究成果来看，只有以新加坡为代表的模式(集权结合高效而严格的监管)，才适宜使用这一策略。从程序本身的技术性角度来看，一些选址活动中存在着违规的情况，部分选址活动没有考虑跨越行政区域的影响;选址程序执行中的不公正，都成为邻避活动支持者反对项目的理由。

3.从“设施的风险认知”这个因素来看，我国公众对核电发展的接受性和支持力历来明显偏低，特别是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公众对于核电的可接受性更急剧下降。此外，公众沟通需要长期持续才能起效，短暂的公众沟通可能起到反效果。

4.从“设施本身需求度”这个因素来看，我国的部分项目存在选址决策科学性问题，以厦门石化和彭州石化的案例为例，根据环保部门的评估，这些厂址属于选址不当，不符合环保标准。从设施修建的社会必要性来看，部分项目来源于当地GDP增长的要求，是否符合当地真实的社会需求和民生需求，并未进行深入研究，引起公众反对在意料之中。

我国政策工具使用效果不够好

为了应对DAD选址策略的弊端，地方政府采用了一些如发放宣传册、听证会等公众沟通方式进行缓解，但收效不太明显。相关法定公众参与活动反而引发和加剧邻避活动(如江门龙湾项目)。主要原因在于对于危险邻避设施的公众沟通难度估计不足，提前量不够，沟通范围也过于局限在小范围居民中。

在经济补偿方面，我国主要着眼于与土地相关的征地补偿，对于因设施潜在风险的补偿尚未形成系统的评价体系。很多项目倾向于事后补偿，如核保险等措施，较少系统性分析和考虑其他类型的补偿手段。例如因靠近高危险邻避设施引发的地产价值折损及人员心理影响等因素。

投稿与新闻线索：陈女士微信/手机：13693626116 邮箱：chenchen#bjxmail.com（请将#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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