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最全面的对柴静《穹顶之下》的评价-第8页-北极星火力发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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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柴静唤起了新一轮关注环保的热情。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如何正确关注环境问题：

长期关注环境问题的记者李靖云告诉笔者：

这是个政策问题，我最担心就是政治化，那是立场问题。既然在中国就得面对中国的环境治理。我不关心纪录片是否有利于建立民主自由或者有利于党国改善治理。中国目前社会抗议增长最快的就是环境问题，据中国环境科学会的数据，从1996年开始年增长29%。所以那句“唤醒民众”实际多余。第一，准确的数据。柴静的纪录片最大的意义估计是介绍了马军老师长期的环境第三方监控数据，没有数据一切都是空谈。第二，能源政策和格局明晰化，中国的能源过去现在未来都必须靠煤，公众必须要了解这一基本事实，问题可以简化为如何对燃煤做环境处理。第三，减少污染源所必需的代价，这点必须讲清楚。限制大城市人口，发展中小城镇必然增加碳排放和污染。反对垃圾集中处理，反对核电，反PX实际在鼓励污染。数据指示基本状态，确定你需要付出的代价。不要总是反问过去，历史也不是阶段性和重复性的，而是现实性的。其实看看我们现在做的能源环境报道比如财经无所不能，就知道柴静基本才入行。

南京大学周雷博士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他认为应当怎样研究污染问题：

柴静是很良善的记者，但是她用调查数据、归因和解析来重新阐述常识，并将其系统化，造成一种相信和感同身受效果。所以她的调查和崔永元自费调查，因为受制于知识观和认知模式，都无法进行真正认知意义的突破和突围。虽然，崔永元更是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提到煤的污染，她说到洗煤，却没有深究洗煤水的可能后果;提到能耗和油耗，她分析行业内幕和总量，却没有分析这些能耗的生成细节，哪些人主导了哪些消费并实现了何种污染扩散?中国的污染与世界经济的关联?中国现有污染机制的原因，它是学来的?还是内生的?在没有弄清楚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之前，她在海外的调查几乎全是盲人摸象式数据。她提到伦敦的几百万污染行业工人转型，伦敦现有的环保模式，但却没有意识到整个西方，甚至整个人类都在外包和异化自己的认知。当那些污染行业从自身国家逐步淘汰，大气开始朗清，似乎就觉得问题解决了。柴静采访了一些老北京，说到儿时的记忆，似乎存在一个曾经有效和环保的北京style。这种逻辑和认知模式错得非常离谱。研究污染，从来应该多线并进，但不是用小分队调查的方式，而是能寻找到症候的发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