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析︱西部地区“降成本”调研报告(涉及电力、煤炭等)

5.企业隐性成本高。如城市建设规划调整等原因导致小企业被迫搬迁，带来搬迁投入增加，重新调试设备和评估认证的成本增加，以及土地使用税等税费增加。工业企业的仪器设备设计检测、化验、计量等需要不定期年检，检验费高、弹性大，有时不得不与“红顶机构”如质检研究院等类似的机构签订年度服务合同。一些中小企业不得不安排维护政商关系的支出。一些企业每年用于维护政商关系的支出，即非营业性开支，往往占到销售收入的1.2%～1.5%。中央八项规定执行后，政府官员去企业“吃拿”现象基本消失了，但“卡要”现象并没有杜绝。一些事项的审批减少了，但等候审批的时间延长了，有的甚至要等半年多才能批下来，为缩短审批时间，企业不得不找人去“疏通”。法律法规中罚款额度弹性较大，执法人员的裁量权较大，执法尺度与关系亲疏程度相关，也为有关部门“卡要”提供了机会。此外，公益性赞助等隐性支出造成企业支出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陕煤集团人员提到，煤炭企业为了有一个好的生产环境，协调与政府关系，企业承担的不确定性公益性赞助较多，加大了企业成本控制的不确定性。

(二)中小微企业税费成本偏高，部分税制设计有待完善

税费成本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中小微企业税费成本偏高，税收政策有待完善。

1.中小微企业税费成本偏高。三省份的中小微企业行业分布和发展阶段各有不同，宁夏的中小微企业多集中于农产品初加工(如枸杞);陕西新兴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发展迅速;受产业引导基金、“1+3+N”、《完善小微企业扶持机制实施方案》等扶持政策的推动，重庆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科技中小企业蓬勃发展。中小微企业税负偏高的问题在宁夏、陕西反映突出。如陕西中小企业局2015年对全省中小微企业税费负担情况的专题调研显示，小微企业税费负担显著高于大型企业，新设立企业享受优惠政策面较窄。

2.部分税制设计有待完善。调研显示，我国现行税收政策的设计和征管确实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环节。如西安某企业反映的集团公司内部印花税重复征收的问题以及现有“营改增”政策中增值税税率档次过多等问题，需要研究加以完善。

(三)人工成本快速增长，成本负担加重明显

1.人员工资增长增加企业成本。近几年工资快速增长，导致企业用工成本快速增长。咸阳纺织反映，2010年原材料与人工之比为2：1，到2015年原材料与人工之比为1：1，人工成本在产品成本中比重快速大幅提高。

2.社会保险费率偏高，负担随工资增长而加重。按照法定缴费率，社会保险中养老(个人8%+企业20%)、医疗(个人2%+企业6%)、失业、工伤、生育等五险费率达到工资的40%，如果考虑住房公积金，“五险一金”费率达到工资的50%，相比国外，费率是偏高的。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险费率偏高，它与工资联动，社会保险费也会与工资同步增长，近几年增长比较快，成为企业人工成本的重要部分。如陕汽的人工成本，2013年单车人工2.4万，2015年单车人工增加到4万，其中社保是重要部分。

3.部分企业承担办社会职能，变相增加企业用工负担。如陕煤集团，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用人多，按照国家规定交纳五险一金负担就比较重，但同时还要承担企业办社会的职能，主要是医院、幼儿园、技校和其他服务部门等难以移交地方政府，由企业代管，目前社区的日常费用均由企业承担。破产企业的离退休、养老、工伤残、抚恤等人员也由企业代管。

4.部分企业人员流动增加培训费用而加剧用工负担。一些企业反映，由于工作条件、市场环境及薪酬等因素，企业员工流动性强，培育好的技术熟练的工人流动后，还需要培育新工人，导致用工成本间接上升，增加了企业负担。

(四)融资成本高，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

西部地区的区域融资状况深受产业布局的制约，企业在融资领域，包括信用环境、利息成本、非利息成本、融资渠道、汇兑损益等所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产能过剩行业集中的区域，面临的融资问题更突出。反映融资成本高或融资困难的企业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中小企业;二是煤炭、钢铁、重化工、水泥等产能过剩或高耗能行业;三是轻纺、食品等制造业领域缺乏核心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对于拥有核心技术、产品有销路的企业而言，因经营状况良好，自身资金周转和外部融资渠道都较为通畅，较少反映融资成本问题，即使存在问题，也属于季节性或暂时性的资金短缺。

一般而言，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世界范围内都较为普遍的问题，经济周期不是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的根本原因，当然，经济下行时期，中小企业更容易受到影响，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较经济繁荣期会更为突出。而产能过剩行业和缺乏核心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则受到了经济周期性因素和结构调整的双重冲击，在经济下行期，这两类企业的经营状况明显恶化，亏损严重，出于审慎因素考虑，金融体系普遍收缩对这两类企业的信贷投放或股权投资，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环境和融资条件进一步恶化，出现转贷难、续贷难、融资成本高企等问题，这些问题反过来进一步恶化企业经营状况，企业发展陷入僵局。分区域看，宁夏和陕西企业反映融资成本的情况多，重庆产业结构调整起步早，重点发展战略新兴制造业，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产业升级换代较为顺利，同时，善于通过创新型方式拓展融资渠道，因此，企业反映融资领域的问题相对较少。

2. 应收账款居高不下，信用环境恶化。经济下行期一些企业的应收账款居高不下，资金回收难，要账难，进一步增加了企业运行压力;少数企业营业收入下降应收账款依然在增加，造成企业资金十分紧张，而且上下游企业相互拖累，三角债局面凸显。例如，2016年一季度末，中电投宁夏能源铝业应收账款13.53亿元，同比增长46%;宁夏担保应收账款7.5亿元，同比增长27.5%;宁夏电投应收账款3.18亿元，同比增长11.3%。陕西也反映重点监测企业的应收账款和产成品库存增长较快，这种回款和销售的双重困难影响着企业经营资金周转，严重制约企业发展。

不仅商业信用环境恶化，据银行等金融机构反映，一些企业逃废债务的倾向明显，还款意愿下降，不良贷款率攀升，银行信用环境也在恶化。

3.低利率时期并未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企业债务负担重。2014年以来，我国已六次下调贷款利率，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由5.6%降至4.35%，2016年3 月，全国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30%。企业反映西部企业贷款利率，尤其是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据调查，陕西中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8.64%，加上登记、评估、公证、担保等费用，企业融资成本高达10%以上，民间借款融资成本为16.07%，有的地方甚至达到24%以上。2015年全国企业贷款实际利率为9.95%，宁夏企业贷款实际利率为11.05%，宁夏企业贷款所承受的实际利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企业商业银行贷款融资受限而绕道非正规金融机构导致融资成本大大增加。经济下行期，商业银行总行的考核体系和风险容忍度并没有改变，风险偏好趋于收紧，信贷业务更为审慎，落后产能和过剩产能企业达不到银行的信贷投放标准，面对陷入经营困境和急需资金投入的企业，商业银行在保全贷款本金的冲动下，快速抽贷或不再续贷，加剧了企业的倒闭。而一些企业为了避免资金链断裂，转向小额贷款公司、民间借贷等非正规金融机构，通过高息贷款解决燃眉之急，这大大增加了企业财务成本。

陕西国有企业总资产报酬率高于2015年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4.35%)的企业有637户，仅占国有企业总户数的16.6%;全省国有企业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含少数股东权益)为1.11%，低于2015年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1.5%)。净资产收益率高于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的企业有1611户，仅占国有企业总户数的42.1%。低盈利水平使得企业利息成本相对更加沉重。

企业融资结构过度依赖债务融资，导致财务费用沉重，企业经营效益下降又使得自我积累和补充资本金能力下降，证券市场低迷、上市融资成本较高、辅导审批流程过长等原因使得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补充资本金比较困难。例如，2015年底，陕西国有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71.37%，资产负债率在80%以上的企业占国有企业总户数的42.3%，已经资不抵债，负债率高于100%的国有企业占比20.2%。不仅存量资金状况如此，流量状况更是堪忧，筹资活动现金流入中权益性融资比例过低，仅占7.6%，借款占比高达76.5%，筹资活动现金流出中绝大多数用于偿还利息，占82.4%以上。偿还债务和利息的付现额占取得借款资金的80%以上，全省国有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现金流入仅为13.14亿元，而偿还债务的支出高达4258.91亿元，企业处于不断借新还旧的循环中，无力通过投资、经营活动偿还债务，维持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