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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近年来世界能源安全及其实现途径方面出现了很多争议，在“巴黎协定”的背景下，能源安全也被重新定义。特朗普政府会削弱巴黎协议的效果，甚至使得新的发展模式出现吗?

特朗普总统上台仅仅数月，就已在多个政策领域语出惊人。具体到能源和气候政策方面，各国政府都密切关注着美国新政府可能的新动向。

目前，全球多国已正式落实“巴黎协议”，使得清洁能源与煤炭相比开始具有更大的竞争力，从长远来看，全球低碳转型的步伐将逐步淘汰所有化石燃料，这即所谓的巴黎模式。在美国，该模式在2016年大选之前没有受到质疑，但特朗普当选引发了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特朗普对巴黎模式下的气候政策并未显露兴趣，不少专家开始担心，特朗普政府会进一步支持化石燃料，并鼓励各国政商界继续发展和依赖化石燃料，从而削弱巴黎协议的效果，甚至使得新的发展模式出现。

美支持化石能源亦难以逆转低碳转型

欧洲气候基金会董事朱利安•波波夫指出，全面落实巴黎协议可以大幅提升全球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投资金额甚至能超过全球对传统能源的投资。

这趋势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由“巴黎协定”之前漫长的工业化进程引发的。过程至少可以追溯到1989年撒切尔夫人推广环境政策，至今已持续近30年。多国多年合作努力，使得特朗普政府尽管能推动石化燃料发展，但对全球低碳转型的逆转能力有限。特朗普主导的“反气候合作”行动肯定会吓倒世界各地的人，并可能改变一些国家的行为，对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消极影响。

然而，环境政策智库E3G总监乔纳森•盖文塔指出，那只是一种扰乱，美国低碳转型步伐不会停止，“巴黎协议”不仅仅是全球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更突出了化石能源以外不同的选择。

另外，在某种程度上，特朗普的态度反过来会令中国和欧洲等国采取更加果断的行动来支持巴黎协议。欧洲能源与资源安全研究中心研究主任弗兰克•翁巴赫博士指出，特朗普总统反气候合作的声音越大，对传统化石行业的偏向越明显，各界可能将全球气候治理的缺失都归因于他。

虽然有分析指出，即使所有国家完全履行其气候承诺，全球气温也将根据上升2.7-3.6°C，与巴黎协议1.5°C的目标存在差距，尽管巴黎协议伴承担了很大的期望，其机制并没有能力产生预期那样的效果。不过，无论“巴黎协定”本身存在多少与特朗普无关的问题需要改善，他都会成为气候政策效缺乏效率的替罪羊。

中国领导气候能源合作的挑战

中国是“巴黎协议”的关键支持者，美国退出该协议的话，中国的领导角色就更为重要。目前，中国已着手计划降低国内煤炭消费，中国推动环保目标，主要是出于工业发展的阶段需求，也是为了应对公众对空气污染的关注，更是承担大国责任。然而，按照目前的五年经济规划，中国的煤炭消费量在这五年内将不会大幅下降。在海外，中国建成及计划建设若干座新火电厂，包括在巴尔干地区效率较低的火电厂，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煤电厂投资者。不过，尽管中国动作频频，外界专家认为中国还未准备好成为真正的气候领导者。

弗兰克•翁巴赫博士认为，要在巴黎协议框架下领导的气候能源合作需要留意几个政治挑战，尤其是究竟哪些国家真正在减排脱碳。比如，伊朗和伊拉克对经济、政治和基础设施的规划完全建立在利用丰富的油气资源的基础上，这一现实与“巴黎协定”的规定相冲突。许多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家都没有开始脱碳，也没有考虑实施这方面的战略。例如在俄罗斯，由于化石燃料是俄罗斯政治和经济稳定的基础，专家层面几乎没有对经济脱碳化进行讨论。俄罗斯总统普京多次明确表示，发展新的油气田对俄罗斯未来的经济稳定和大国前景至关重要。尽管许多国家将气候变化视为一个挑战和安全风险，大多数俄罗斯政治和经济精英仍将气候变化视作一个经济机遇。而气候变化和北极冰的融化将使俄罗斯获得更多的能源。当然，除了油气出口国意愿，进口国的姿态也将同样重要，如果他们远离化石燃料，对他国和国际政治的影响也将会减弱。

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需要吸引全球的支持才能有效，本来已经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相对更能落实“巴黎协定”，欧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但许多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虽然正式支持“巴黎协议”，但他们减少或停止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的意愿并不高，他们毕竟不愿意冒险挑战国内整体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而如要满足巴黎协议，这些国家必须现在开始转型，否则到2050年将全球排放量减少80-90%的目标不可能是实现。在这个背景下，领导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将会非常困难，中国贸然担当领导角色，将承受不少政治风险，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未来全球气候治理的不足，亦很大机会归因于中国。

后巴黎协议时代的新能源安全观

近年来世界能源在安全及其实现途径方面出现了很多争议，在“巴黎协定”的背景下，能源安全也被重新定义。波波夫等学者认为现在社会正值能源增殖的时代，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可再生能源，单纯的能源供应不再是一个问题，今天的挑战则是来自于其他领域，例如如何解决技术和基础设施的挑战，如何处理网络不安全(采暖和运输电子系统受到网络攻击的可能性)，如何消除能源贫困，如何应对气候不安全以及这些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

国际能源署预测显示，基于气候考虑，未来的能源结构将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应用，特别是到2040年将实现由可再生能源主导的发电。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丹尼尔•斯科恩教授认为，可再生能源的地理和技术特征与石油和天然气不同。可再生能源相对丰富和有间歇性，适用于分散发电，涉及严格的管理条件，亦涉及清洁技术设备中的稀土材料。这与化石燃料资源的地理固定和有限性质，固体、液体或气体的运输以及对大型集中安装的依赖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越来越多，可能对基础设施拓展和运营、商业模式、能源市场和跨境能源流动，以及随后的国家战略、与能源有关的合作与冲突模式有重大影响。

例如，德国Energiewende已经为能源价格带来负面影响，并在附加电力投资方面给邻国造成了负担。另外，成千上万的房屋，即便不是数以百万的，安装太阳能光伏电池板也将大大降低现有电力供应商的市场份额。

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提升亦会导致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度下降，随着对实际燃料的依赖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对技术、财务和灵活性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这样的能源转型过程将影响供求关系，并且可能会出现新的依赖和垄断，例如对欧洲的“绿色技术”，甚至中国的稀土。

E3G总监乔纳森•盖文塔进一步指出未来的能源供应安全需要整合稀土、锂和其他关键原材料等原材料的供应安全，因为生产者(国家和公司)的集中度将远高于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国和公司。同时，能源技术尤其是绿色技术会起关键作用，任何引进和扩大关键的新技术(如可再生能源，电池，超级电网等)都有其多方面的好处。能源安全问题可能会从获得海外资源转变为在合适的时间获得这些资源，从许多潜在的生产者获得稀有材料，从寡头垄断的全球市场到区域市场的控制(由于电网规模的限制)，以及从管道政治到日益强调对基础设施运营的控制。

在未来，主要消费者和主要技术供应商将合作开发供应链。其中，财务管理尤其重要，大多数可再生能源技术一开始都是资本密集型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运营成本非常低，这与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经济恰好相反。全球金融稳定和全球金融机构的稳定直接影响到能源安全。灵活的获取资源和有效管理能源系统也很重要。然而，尽管需要开发新的能源关系，但旧的关系仍然需要被维系。

目前很多经济体仍然依赖化石燃料，其中有些更是未稳定的政体，它们其中许多正面临着通过利用矿物燃料生产的收入来减轻社会压力，这类国家由于能源转型过程而可能遭受更深远的政经变化。

(作者简介：余家豪，哈佛肯尼迪学院能源地缘政治项目非常驻研究员)

原标题：深度好文 | 美国重启化石能源，全球低碳转型还有前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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