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煤制油的政策风险-第3页-北极星火力发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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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雾霾压力、煤炭成为“罪魁祸首”的背景下，2010年推出的“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政策由于日益暴露出的不合理性以及与实际经济发展的脱节，出现了缩减为“控制煤炭消费总量”的趋势。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不尽合理，全局性的煤炭消费总量控制仍旧不合理，并且缺乏可操作性。如果以旧有的“层层摊派”的方式强行推进，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与煤炭行业的社会问题。

如果这种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是局部的(部分产业与地区)，那么就会造成严重的“泄露”，非控制地区与行业的煤炭价格的大幅跌落与消费反弹，可能形成新的污染问题，但是这反而可能构成煤制油行业的利好。2013年初步统计，中国政府审批了超过15个大型煤矿项目，总产能超过1亿吨。这部分产能都似乎有定向到煤化工的意图。

相反，如果煤炭总量控制是全局性的，那么相当于在煤炭价格上加了一个政策“楔子”，有些部门可能面临着无限或者超高的煤炭影子价格，煤制油可能也会受到直接与间接影响。并且，这一政策如何与大幅增加煤炭产能政策相协调是一个未决的问题。

限制进口煤可能是政府另外一个考虑中的政策。笔者初步的汇总显示，2014年初，全社会的实际煤炭库存可能超过4亿吨，而进口煤由于海运费的下降仍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性，煤炭行业的市场环境好转的可能性非常低。通过限制进口煤，对国内煤炭行业提供间接补贴(由所有的煤炭用户以及最终消费者承担)可能会在新的一年推出。这无意会在全局上提高煤炭的价格，如果同期国内的煤矿关停大规模推进，将构成对煤制油行业“效率管制”之外的另外一个风险因素。但是，这一政策需要同保持经济增长、降低基础投入成本相协调。

温室气体排放需纳入显性决策程序

最近，政府间气候变化组织(IPCC)第三工作组发布了第五次评估报告提及，要实现本世纪末的2度气候目标，温室气体需要在2050年相比2010年减排40%-70%，在本世纪实现零排放甚至是负排放。过去10年，中国的煤炭产量从6亿吨增长到36亿吨。目前这一量级，已经比中东每年出产原油的总热值都大。由于煤炭巨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中国煤炭消费的增长一直是国际气候减排问题的忧虑之一。煤制油项目一旦建成，意味着未来30-40年的煤炭排放累积，这期间是否存在重大的政策变化(比如征收渐增的碳税、煤炭行业的全球治理与限制等)构成煤制油项目的长期风险。局部污染物有较多的减排技术选择，但是二氧化碳的减排唯一可以依赖的似乎就是碳埋存(CCS)，而这仍旧是一项没有得到充分证明的技术。如何协调短期与长期政策的一致性，需要将碳排放因素纳入显性的政策决策程序。从操作层面来讲，有必要使国内气候变化主管部门参与到煤制油项目的审批程序当中。

从历史的角度，煤制油并没有成为世界石油供应的一大来源，其原因是复杂的。我国的煤制油项目，未来的风险主要在于国内的政策风险，尤其是煤炭产业政策与节能减排政策。技术的进步可以改善煤炭的表现，但是起码过去的所有国家的经验都证明，所有这些进步效应都与煤炭造成的危害不可相提并论，煤炭仍旧是“脏”的。这一问题在未来是否能够得到改观，也关系到煤制油的发展。国内气候变化主管部门——发改委气候司参与到煤制油项目决策中是必要的，以保证煤制油项目长期气候影响——这将是可预见的未来能源系统演进越来越重要的方面——纳入决策机制当中。

(作者为卓尔德(北京)环境研究与咨询首席能源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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